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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南海“化冰” 中办气象一新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自1954年7月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的苏维民,在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即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他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直到1994年离休。他曾撰文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南海里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情况。

        238名中办干部得到平反

        “文革”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1980年10月23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中办干部“文革”中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正式给我平反了。

        与此同时,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虽然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当然,在“文革”被否定以后,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

        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工作。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办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复出以后,都是不计得失,处处做表率。一个星期天,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卫生部,接电话的是时已78岁高龄的贺诚部长。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的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接着又发出第二个文件,关于恢复电话39局的通知。“文革”中,39局被划归警卫局作为该局的一个处级单位,现在要回到北京市电信系统,多数人不愿脱军装,顾虑待遇下降,为此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文革”开始后,中办的调研机构“后楼”即被诬为“烂摊子”而撤销。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等领导的关怀下,决定在原中办秘书局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调一批人员并与国务院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办公厅研究室。1979年4月,中办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是中办的一项重大拨乱反正。

        十年内乱,文风不正。一些中央文件空话、套话连篇,政策互不衔接,政策规定和相关法律抵触,文件没有标题,一律是“通知”。转变文风,规范发文制度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为此,从那时起“文件把关”就成了“文革”前没有、三中全会以后新增加的一项经常工作。

        当时,大量群众上访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办信访局的力量虽一再加强仍然难以应付,后来胡耀邦决定从中央机关临时抽调1000名干部参加信访工作,认真听取上访人员的倾诉,并陪同他们返回原地,帮助各地党政机关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的问题。随后,又召开了全国上访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到会讲话再一次强调要尽快为冤假错案平反。此后,上访高潮逐渐平息。

        “文革”中,许多单位被“砸烂”,停止活动,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却无处办公。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南海新建的301号楼办公。解决“文革”中乱占房子造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开会喝茶要自掏腰包

        我回到中办时,中南海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中南海内俨然是个大工地。工程虽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同志就安排在“文革”时期汪东兴办公的丙楼办公。丙楼是一座三层建筑。当时二、三两层被中央专案组占用,专案组虽已停止工作,但是房间内堆积着大量文件材料,人去楼未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层。胡耀邦、姚依林、胡乔木和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邓典桃,都挤在一层南侧的几间房子里,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办公条件非常简陋。

        那时我国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中南海内。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中央召开小型会议,不安排住宾馆或招待所,而是在中南海内挤,勤政殿、丙楼、152楼、202楼和警卫局大楼都住过各地来京开会的同志,杨尚昆从广东来京参加会议也住过勤政殿。一幢房子既办公又是招待所也是前所未闻。中央召开会议就餐收费也根据工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无论与会人员还是会议工作人员,月工资百元以下的每人每日收4角,百元以上者则一律每人每日收1元。

        1980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在中南海改建后的勤政殿办公,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姚依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邓力群的办公室也随之由丙楼搬到勤政殿。

        胡耀邦到勤政殿办公不久,想到“文革”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

        (据《百年潮》 苏维民/文)

  • 邓小平新老交替的政治安排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没有位子,年轻干部上不来。如何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完成国家政治权力稳定的交接,培养接班人,成了摆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

        “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常的干部培训、选拔、任用机制被打碎,党的干部结构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各级领导机关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动乱后一大批被冤屈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很快就出现了“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现象,使党政机关领导班子原本年龄偏大的问题更加突出。

        这种情况引起陈云的注意,他指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60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70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要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及其稳定性、连续性,必须要有人、有干部。因此,全面系统地解决干部老化和年轻干部缺乏的问题,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以便让比较年轻的干部走上中央工作的第一线。1979年3月,他又提出找四五十岁的干部到他负责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当“后排议员”。

        同年夏天,邓小平在视察上海、山东、天津等地时,一路强调的也是抓紧选拔年轻干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再次强调:“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适,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年龄偏高,二是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5月,中组部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大胆提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参加领导班子。

        此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四化”方针。

        “第三梯队”名单推出

        中央于1983年下半年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他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陈云肯定了“第三梯队”的说法,并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建立起来。

        在选拔“第三梯队”时,中组部制定了非同寻常的上报程序:所有名单,必须先在省、部委常委会和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之后,再经由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委员会议审定,最后铅印40份,以中组部名义呈报中央政治局,并存档。

        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也进入了名单。1985年,这位32岁的县委书记调任福建省厦门市市委常委、副市长。

        同时进入名单的还有时任茂名石油公司计划处处长的张高丽。进入名单后,当年,这位38岁的处长升任茂名市委副书记,兼任茂名石油公司经理。一年后,升任广东省经委主任。1988年,任广东省副省长。

        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经过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会审议通过之后,以每省一册的形式,陆续报送政治局。至1984年秋,首批名单确定,约1100人。

        截至1985年5月,经中央批准,15个省区市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年龄过线的59名党政领导退了44人,新进班子的65人多数出自“第三梯队”名单。

        老干部退休制度建立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务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问题。他说,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1980年2月,经过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明确提出要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同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76岁)、陈云(75岁)、李先念(71岁)、徐向前(79岁)、王震(72岁)、王任重(63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聂荣臻(81岁)、刘伯承(88岁)、张鼎丞(82岁)、蔡畅(80岁)、周建人(92岁)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但是,老干部的“出”与中青年的“进”阻力仍然很大。最突出的事例是:1981年年初,时任电力部部长的刘澜波(77岁)主动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李鹏接任。李鹏当时52岁,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但刘澜波的提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组织部门同意。刘澜波为此向陈云反映,一个月后,李鹏才得到任命。陈云后来讲到此事时说:“就像这样的人,52岁,专门学电的,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

        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根本症结是“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即要做好青年干部选拔工作,必须先妥善处理老干部的问题。他说:“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

        他要求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并把培养接班人问题提到关系党兴衰成败的高度:“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复倡导、呼吁,深化了全党的认识。为了保证调整干部顺利进行,中央采取了两个“三分之一”的强硬措施,规定省委常委中50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2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明文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同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机构人员的任期做了明确规定。至此,退休制度被确立为党和国家干部人事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

        中顾委实现历史性过渡

        老干部的离退休制度落实起来,困难很大。一方面,有人把退休、让位与中途退出革命混淆起来,拒绝接受;有些老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人认为年轻人经验少,不放心;有人顾虑离退休会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

        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年轻干部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去,年轻干部确实存在实际困难。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决定全面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设置顾问和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

        设置顾问是邓小平1975年整顿军队时提出来的。根据这个思路,中共十二大党章修改草案加写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内容。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员的参谋作用。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198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安排一些老同志担任顾问。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规定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顾问委员会。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随后,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任。中顾委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最高领导层实现了新老合作与交替。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的十年间,顾问委员会共历时两届。其间,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实行,与此同时,最年轻的顾问委员也超过了70岁。于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顾问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92年中共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会,并从党章中删除了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

        为废除干部终身制做出表率

        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实行,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者退居二线。 据新华社1992年9月8日报道: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颁布实行10周年时,“我国已有193万干部离休,464万干部退休”。

        这样,就使“文化大革命”后困扰全党、严重影响党的政治路线贯彻落实和妨碍党的事业发展的干部老化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党政机关人员臃肿问题得到很大改善,顺利实现了新老干部的交替,形成了干部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良好机制,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平稳快速发展。

        邓小平指出:“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

        邓小平身体力行,先是在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夕,与陈云、李先念实现“半退”,接着于1989年11月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以其明确的任期年限规定,最终彻底地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

        (据《文史博览》 东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