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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庆龄北京故居往事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故居。故居内碧水回环,山石嶙峋,花木荟萃,芳草萋萋,楼堂亭榭,错落其间,好一处娴静典雅的庭园景观。故居中的宋庆龄展馆,记录着宋庆龄的传奇人生,讲述着宋庆龄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讴歌她为中国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致亲笔信

        邀宋庆龄进京

        1913年8月,宋庆龄从美国径直来到中国革命党人集中的日本东京。1915年10月25日,她毅然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合,成为孙中山的战友和伴侣。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五号,那是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那时宋庆龄只有32岁,与孙中山结婚整整10年的她,第一次来到了古都北京,竟然经历了与丈夫的诀别。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为维护、贯彻孙中山的政策主张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她毕生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在国际事务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6月28日,邓颖超受命前往上海会见宋庆龄,向她面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笔信,邀她北上与中共中央商讨建国大计。北平(今北京)在宋庆龄心中曾是最伤心的地方。但现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如此殷切邀请,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大业,她果断地北上进京。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的到来。下午4时许,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前门火车站。宋庆龄凝望着曾经的“伤心之地”北京,此时正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列车到站停稳后,她身穿黑色旗袍,步履轻盈,仪态优雅地走出车厢,欢迎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此后的10多天里,宋庆龄在北京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活动。9月21日,出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场上:9月30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出席了开国大典。

        周恩来亲自选址

        为宋庆龄修建寓所

        1949年10月15日,宋庆龄从北京返回上海。然而,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一职务又需要她长期留在首都北京工作。于是,1950年的4月,宋庆龄再次来到北京,住进了为她准备的第一个寓所,位于建国门附近的方巾巷44号。这是一座日本商人留下的二层小楼,楼房前后有小花园,宋庆龄在这里居住了9年。

        1959年,为了迎接新中国10周年大庆,北京要兴建十大建筑,其中,新北京火车站的选址就离宋庆龄的住所方巾巷很近。于是她从方巾巷搬出,迁入她在北京的第二个住所——前海西沿18号。由于此处房间潮湿,而宋庆龄又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环境对她的健康不利:而门外又是面对什刹海游览区,嘈杂吵闹。细心的周恩来知道宋庆龄好静,一再坚持为她另建府邸,于是中共中央准备再次为宋庆龄选址建宅。周恩来总理亲自物色了后海北沿的一所宅邸,也就是后来宋庆龄居住时间最长,最被人们所熟知的醇亲王府花园,即现在的北京宋庆龄故居。

        1963年,醇亲王府花园改造工程完成。主楼外部造型为占典式大屋顶,内部按照宋庆龄起居习惯设计为西式现代风格。当初设计方案还特请梁思成提了意见。竣工后,周恩来陪宋庆龄参观了一遍,宋庆龄觉得房子太大,周恩来说,需要经常接待外宾,会客室应该大一些,接着又陪她看花园。园中良辰美景,让宋庆龄非常喜欢。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宋庆龄频繁往返于京沪两地,搬进王府花园后,因为工作和政治需要等原因,她开始常住北京。她始终觉得,在北京是“上班”,回上海准海中路旧宅才是“回家”。上海家中,留守着她在大陆仅剩的“亲人”——跟随其几十年的保姆李燕娥,后半生她们相依为命。宋庆龄寄去自己和后海新居的照片,李燕娥把照片摆在卧室内,便于随时看到,以慰思念之情。

        在故居招待亲友

        亲手制作海棠花酱

        在北京故居的院子里,有两棵树龄两百多年的西府海棠。每到海棠花盛开的春天,宋庆龄经常邀请友人赏花并亲手制作海棠花酱送给友人品尝。美国援华医生马海德夫妇就曾经在这两棵海棠树下和宋庆龄一起赏花饮宴。

        在故居主体建筑二层卧室与书房之间,有一间小小的厨房,里面所有的厨具都是宋庆龄自己使用的,老式冰箱,台式电炉,一条棉布围裙,各种锅、铲、盘、碗一应俱全。宋庆龄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有时亲自下厨,做上几样小菜。她的老朋友、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曾经在这间餐厅度过了愉快的生日。

        在主楼二层,宋庆龄的卧室和办公室里,都是陈旧的家具。办公室后面的椅子,椅套多处磨破。桌旁的地灯灯罩是她让工作人员用布缝制的;她使用的两个皮摇椅,是从上海带到北京的。到了宋庆龄晚年,摇椅的皮面已经磨破并开裂,身边的人要去换新的,她不同意。

        宋庆龄一生没有子女,她把满腔的母爱全部献给了普天下的孩子们。在北京故居中,有她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两架秋千,曾经回荡着孩子们的阵阵笑声,而这些来看望宋庆龄的小客人们还曾在故居的另一角,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人民大会堂接受学位

        宋庆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1981年4月底,宋庆龄不幸被确诊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这时传来消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有关部门建议,请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出于对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尊重,宋庆龄拒绝这个好意,坚持去人民大会堂出席这一庄严仪式。

        5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乐队高奏中加国歌,身着大礼服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亲手将学位证书交到宋庆龄手里。佩奇校长致辞后,宋庆龄没有允许工作人员播放她事先录制好的讲话,而是亲自用清晰流利的英语致答辞。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她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使人无法想象她正在重病之中。在场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1981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晚8时18分,宋庆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宋庆龄生前居住了18年的居所,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后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故居正式对公众开放,吸引着无数游人前往参观。

        (据《文史春秋》 王梦悦/文)

  • 周总理签字“作废”的珍贵合影

        在日内瓦的莱蒙湖畔,坐落着一幢乳白色的老式三层建筑——花山别墅。1954年,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下榻于此。正是在这所别墅里,周恩来与卓别林有过一次亲切而愉快的会见。

        周恩来早年就欣赏过卓别林影片。日内瓦会议期间,再次欣赏了卓别林自导、自演的无声影片《城市之光》。这部“以哑剧形式演出的喜剧浪漫史”,实际上是一出杂糅着喜剧成分的悲剧,在这里,卓别林不但鞭挞了“高贵”的“上等人”,而且以极为巧妙地隐喻讽刺了整个社会。细致入微的表演,深沉蕴藉的思想,再一次深深打动了周恩来。当他得知卓别林因参加“美国进步文化运动”,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瑞士政治避难后,特意邀请卓别林及其夫人前来共进晚餐。

        1954年7月18日晚,当卓别林和夫人来到花山别墅时,周恩来在别墅门前迎接,卓别林十分高兴。

        席间,他们谈笑风生,像老朋友一般无拘无束。周恩来应卓别林的要求介绍了日内瓦会议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并请他欣赏中国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在谈话时,周恩来对卓别林说,你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创造的众多角色上,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呼声。

        在宴会上出席作陪的还有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代表、电影导演翟强,演员范瑞娟、姚向黎、乌日娜,以及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成员。

        送别卓别林后,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卓别林为人正直,正像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不愧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后来,周恩来又托王倬如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带给卓别林,卓别林看后说:“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

        这次会面给卓别林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进一步增进了他热爱、关心中国的友好感情。后来,中国艺术团应邀参加巴黎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卓别林专程自瑞士飞到巴黎,观看中国艺术团在萨拉·伯纳尔剧院的演出,并在演出结束后赴后台向中国演员表示祝贺,盛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戏剧改革工作上的成就。

        1954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与卓别林的合影照片上签字留言“卓别林先生惠存 周恩来一九五四.七.二一”。后来由于不满意自己的签名,又另外签了一张送给卓别林,这张照片的粉色封套上有铅笔字:此件是作废的,已另签送卓别林了。此照片就留在了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逝世后,这张照片作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遗物被移交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来又被拨交给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收藏。

        (摘自《中国纪念馆珍贵文物故事》 杨茜/文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