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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封书信纸虽短 两位大家情谊长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与世长辞。20年来,虽斯人已逝,但其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仍为学者案头书,长篇小说《围城》则吸引着一茬又一茬读者。

        我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多年,有幸与钱先生近距离接触虽只有一面,却恍如昨日,仍历历在目。1985年6月,胡绳任社科院院长,钱先生留任副院长。1988年换届,二人任职依旧。1993年胡老续任院长,钱先生聘任为院特邀顾问。胡老担任院长凡三届13年,钱先生相伴左右。在我看来,胡老和钱先生在社科院共事非上下级或一般同事关系。钱先生年长胡老8岁,胡老十分敬重钱先生,二人皆重才,君子之交,引为知己,亦师亦友。

        这里找出两人书信三封,读来深有意味。

        一

        1988年7月初,胡老游泳时在泳池边滑倒致股骨头粉碎性骨折,急进北京医院做手术。8月初,出院到北京西山疗养。胡老送钱先生一本自己的文集《历史和现实》(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出版),于是收到钱先生来信。

        绳兄大鉴:

        读院中简报,欣悉尊恙渐瘳,迁地疗养,愚夫妇皆称庆释负。尚望

        从容摄卫,来日方长,不急汲从事。灾去而身永安矣。今晨奉到惠赐大著,感喜之至。已快读其半。论五四及辛亥,公心正论,弟陋见所及时贤著述,允当明快无足与比者。斥蒋廷黻之讥林则徐,亦如老吏断狱要言不烦。弟当年闻其说,窃谓与吕丈思勉重申明邱琼山旧说之扬秦桧而抑岳飞,乃同一风会之征象。刘彦为人,竟未前知,自愧鲰愚矣。先此致谢。即颂

        痊安

        弟钱锺书敬上 杨绛同叩 二十二日

        全衡嫂夫人前均此问安

        信中“论五四及辛亥”,指《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1979年4月)一文,及论述辛亥革命的三篇文章(均写于1981年)。“蒋廷黻贬低林则徐”“刘彦为人”出自《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1981年3月)一文。

        胡绳同志曾说,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并不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湖南醴陵人刘彦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中,已提出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划线。从那时起至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关于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均以鸦片战争作为一个历史的重要界限。这些著作一般包含有爱国主义的主题。刘彦这本书在1927年扩充改写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钱先生称“竟未前知”,自称“鲰愚”,并向胡绳同志致谢,表现了大度谦和、认真求实的胸襟,令人感佩。

        二

        1991年5月,胡老收到《胡绳文集(1938-1949)》样书,即送钱先生。钱先生写信,以禅语赞其文“有理不在声高”。

        绳公著席:

        昨晨奉到惠颁大集,感喜之至!弟因老年性白内障,故遵张湛所谓“损读”奇方,而每得佳著,辄心痒难熬。去年拙句一联所谓:“病眼难禁书诱引,衰躯端赖药维持”者。至晚已卒业第一辑,析理明通,矜气全无,禅家公案云:“有理不在声高”者,当之无愧。如评敝业师冯芝生先生、弟远房侄孙宾四诸文,既针砭诡论,且襮隐衷,知人而论世。论“诚”篇,尤推本夫!弟一月前喘疾复发,医院点滴输氧,幸未成大患,然后遗小小病痛,尚非净尽。大集当继续读完,先修一笺道谢,并请释念。即颂

        日安

        弟钱锺书 敬上 杨绛同叩 二十日晨

        衡嫂前并此请安

        张湛,汉代曾注《列子》一书,是钱先生评价甚高的文学大家。冯友兰字芝生,钱先生称为“业师”;钱穆字宾四,钱先生称为“远房侄孙”,可谓爆料之趣语。

        信中胡绳文集“第一辑”为“思想文化评论”,有《评冯友兰著〈新世训〉》(1942年)、《评冯友兰著〈新事论〉》(1943年)、《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1944年)三篇文章;“论‘诚’篇”指《论“诚”》(1943年)一文。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胡、钱两人均认为“诚”乃“本”也。

        三

        胡老接到钱先生的信,即于5月24日复信,存稿如下。

        默存先生赐鉴:

        拜读二十日惠书。贱集竟蒙批阅,并予以奖饰,实出望外。集中第一辑的评论,难免有幼稚和失误之处,但自以为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讲道理。盖在当时情况下,扣帽子、打棍子是完全行不通的。承赐以“有理不在声高”一语,虽受之有愧,窃引以为荣。以下各辑,大约更不足观。在那些年代里,曾写了不少时事评论,时过境迁,只堪□□。现留下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若干篇,则以当时天地转旋之关键,而又有几个刊物可以容我驰骋,这是作政论文者难以遇到的好机运。汇集这些篇在一起,似乎尚有连续性,今日读者看起来,或者较事后之论述多一些亲切感。但这些篇章,多属急救,文字粗糙,不敢劳费心审阅也。

        附带说一事。偶从王了一所著书中读到一段关于“胜”字读音的话,其言曰:“胜过的胜本该读仄声,但唐宋人多读入平声”,引了王维、白居易之作为例。王诗:“仙家未必能胜此,何必吹箫向碧空。”白诗:“从道人生都是梦,梦中欢笑亦胜愁”云云(见王力:《汉语诗律学》)。但又阅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中录退之诗六首,亦与《别裁》、《三百首》一样无“天街小雨”一首。可见正如前日尊论所说,后世选家不承认“绝胜烟柳”之句为合律也。

        连日气候,冷暖无常,伏惟珍重。即颂

        俪安

        顿首

        如今,钱先生和胡老都已作古。追忆往事,遥寄思念之情。

        (据《光明日报》 作者白小麦为原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秘书)

  • 舒启情志 同兼百家

        今年是舒同先生逝世20周年。舒同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振近日撰文追忆和舒同相处的日子,讲述这位革命家、书法家舒启情志、同兼百家的精彩人生。

        最满意“许家崖水库”

        舒同先生夫人王云飞经常说起先生的革命生涯。苦难的年代物资匮乏,舒同常常用红色的土洗出颜色当墨,把几根鸡毛绑起来当笔,雪后用木棍在雪地上写,雨后用树枝在泥地上写,红军长征时骑在马背上用手指在膝盖上写……正因为如此执着,才造就了真正的“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支笔”。这称谓,是毛主席对先生的赞誉。

        先生家西南角房间有一个很大的书案,摆满了大大小小几十支笔,他最爱用那支如椽羊毫提斗毛笔。先生说延安时期,毛主席推荐他书写“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名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用的就是这支提斗。只可惜这些字的真迹早已不知去向。1992年一个夏夜,我特地请教郭化若将军有关“抗大”的事。他曾任“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教育长。谈到那块牌匾,他兴奋地说:舒同同志的题字雄浑遒劲、高古峻冷,承颜柳之气象,抒正义之心声;巍巍乎形同五岳,铿铿然响若洪钟。后来,毛主席还推荐先生书写“全国农业展览馆”馆名,为中共中央党校临摹放大了“实事求是”4个大字,都是用这支羊毫提斗写的。

        先生在山东工作近20年,把山东称为第二故乡。1959年,先生视察费县水利工程,应邀题写“许家崖水库”五个大字。先生说,这是他平生写的最大的字,也是最满意的字,摹刻得也最好。这“三个最”,应当是对当地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大兴水利工程的最好回应。

        “舒体不能自己讲”

        我每次在先生面前提到“舒体”,他都纠正说,舒体不能自己讲,要谦虚一点。先生自称他的书法是“七分半书”:即真、草、隶、篆、行各取一分,二王一分,颜柳一分,何绍基半分——取真书之刚健中正,行书之守正出奇,草书之妙法神韵,篆书之万物象形,隶书之方圆宽博,二王之飘逸潇洒,颜柳之筋骨隆盛,何字之俏皮脱俗。

        一位领导同志对舒同书法作品评价说:“好看,有基础,有风度”。一次,去启功先生家取他为舒同先生题写的“健康长寿”四个大字,我不失时机地就这一评价请教启功先生,他说:有基础就是集百家之长,有风度就是有革命家的刚健雄浑之气,奋发向上的精神意识,气象正大、积极进取的军人情怀。“舒同的书法一半是自己的,一半是古人的。”针对这样的评价,启功先生解读说:一半是古人的就是弘扬传统,一半是自己的就是特立独行,两者结合即是继往开来。

        钟情书写毛主席诗词

        1995年,先生90岁第一次出版书法集。他不允许给他出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志“偷着”用6年时间到全国各地拍了近千幅先生的作品。我对着台灯一幅一幅地看反转片,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收录到书法集。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先生对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情有独钟,曾先后写了100多幅。不同形式、不同时期、不同字体,有时甚至一幅作品中真草隶篆都有。

        先生赞同“笔墨当随时代”。他一生书写的90%以上的作品是毛主席诗词,有的还没公开发表他就写了,如先生写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中是“雪里行军情更迫”,首次公开发表时毛主席改成了“雪里行军无翠柏”。先生和主席见面时谈论的不只是工作,还有诗词、书法和未来。

        我到先生身边工作时,他已是耄耋之年,一切绚烂归于平淡。先生喜欢背诵经典,《大学》、《中庸》还有《毛选》几乎能够倒背如流。而临帖,他认为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经典诵读。先生说,如果他生于和平年代,一定会去做一名老师教孩子如何学习经典,如何临帖写好中国字。他说,不读中国经典,又如何建立内心的强大?不临众家碑帖,又如何集众家之长?

        (据《人民日报》 王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