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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迅“活剥”三位大诗人

        旧体诗写作中有一种意趣幽默的办法,就是形式上完全模拟前人某一名作,而只讲形似,神气完全不同,往往带有讽刺或玩笑的意味。这种戏仿而成之作大抵可以归入打油诗一类,其手法旧时术语谓之“活剥”。鲁迅曾经这样“活剥”过三位大诗人的名作各一首。

        一

        上世纪20年代中叶女师大游行,鲁迅介入甚深,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一篇《咬文嚼字(三)》,是讽刺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和哲学系代理系主任汪懋祖的。鲁迅先引证杨、汪的文章,然后据此指出,杨校长是把她与学生的关系看成婆媳,而全力支持校长的汪主任则指责学生的闹事愈演愈烈,乃是“相煎益急”——这是援引曹植《七步诗》的典故了。鲁迅借此发力:据考据家说,这曹子建的《七步诗》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申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曹植的《七步诗》其实是真的。曹植说自己像是豆子,正在锅子里受煎熬,而烧火来煎他的竟然就是同根生的豆萁——他的哥哥曹丕。鲁迅反其意而用之,说现在受害的乃是豆萁即学生,她们正在被焚烧,而校长却正忙于请主任等人吃吃喝喝,密谋策划如何镇压学生运动。

        二

        1928年4月10日,鲁迅作杂文《头》,文末“活剥”清代大诗人王士禛的《咏史小乐府·杀田丰》:“长揖横刀出,将军盖(原诗作‘一’)代雄。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新作五绝一首以吊法国大思想家卢骚(现通译为卢梭)云:

        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

        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

        文中说,梁实秋新近发表的《关于卢骚——答郁达夫先生》一文大力攻击卢骚,多有影射之意,其本意在于打击中国进步的新文学家,这无非是“借头示众”,其手法颇近于国民党当局在“清党”之际把共产党人郭亮的头割下来示众,“遍历长(沙)岳(阳)”,以恐吓群众。

        鲁迅“活剥”式讽刺诗的前两句是说,卢骚之倒霉不仅在于生前遭到法国反动当局的迫害,而更在于死后又遭到梁实秋如此的攻击,弄得无路可走,日暮途穷。于是要写一首诗来凭吊他。

        “头颅行万里”一句径用《咏史小乐府》的原句,本来是有典故的,鲁迅诗则仅用其字面义,指出卢骚之头被不远万里地挂到中国来,也是有其现实的原因的。末句“失计造儿童”就是文章中所说的“他现在所受的罚,是因为影响罪,不是本罪了。”诗中之“造”乃“造就”之“造”,即指影响而言。正如鲁迅在文章中所说,“假使他(卢骚)没有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就不至于路远迢迢,将他的头挂给中国人看。一般浪漫文人,总算害了遥拜的祖师,给了他一个死后也不安静。”鲁迅诗中的“儿童”当是借指被认为是受到卢骚影响的作家。这是一个隐喻,用“童”字收尾也有押韵方面的考虑。打油诗可以押这样的所谓挂脚韵。

        三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榆关),华北吃紧。为“减少日军目标”起见,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下令将故宫博物院等处的珍贵文物分批南运。而同时教育部又电令北平各大学必须杜绝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于是鲁迅作杂文《崇实》,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予以分析评论,文末更有“剥崔颢《黄鹤楼》诗”的一首讽刺诗云:

        阔人已骑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

        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

        烟花场上没人惊。

        崔颢的《黄鹤楼》诗乃是唐诗中知名度最高的篇章之一,鲁迅以幽默的态度戏仿之。其中多用口语和现代色彩浓厚的词语,与典雅古老的框架形成强烈而刺眼的对照——诗的讽刺意味就从这种互文性的张力中散发出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据《辽宁日报》 顾农/文)

  • 谭嗣同的三张存照及其生命的最后三年

        1898年9月28日,因变法失败而不愿出走的谭嗣同留下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于是头颅轻一掷,慷慨燕歌行。

        谭嗣同存世照片仅有三张,分别拍摄于1896、1897、1898年,南京、上海、长沙三地,前人多不知其照片缘起以及相关的具体细节。今恰逢戊戌变法120周年,聊以其三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呈现谭嗣同生平较稀见之经历。

        1896 上海  “竹林七贤”合影

        1896年9月25日下午,位于上海外滩附近的光绘楼照相馆迎来了7位客人。三位身着马褂,三位身着长衫,还有一位客人,则与几位宽袍大袖的同伴不甚相同。他内着箭袖对襟开衫,外披一件白色大氅,神采俊逸、气宇轩昂。

        这张照片中的最右者就是时年31岁的谭嗣同。他单膝着地,双手合十,神情肃穆沉静。与他一同合影的,前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士人胡惟志、佛学家吴嘉瑞,后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经理的汪康年、两广总督李瀚章之婿孙宝碹、“浙东三杰”之一维新思想家宋恕。

        合影拍完后,孙宝碹在相片后题写了一则偈语:“众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并且,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记述了当天的情形:“诣谭复生,与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趺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着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

        拍照此年,正是谭嗣同刚至南京担任江苏候补知府一职之时。在任上,他对南京陈腐的官场十分厌弃,却对相去不远的上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张合影,即是谭嗣同与上海维新报刊《时务报》诸人交游之印证。冲印之后,吴嘉瑞从上海将照片带至南京转交谭嗣同。谭嗣同十分喜爱,专程写信要求光绘楼照相馆将底片留好,以便于他“随时晒印”。他还开玩笑道,倘若有一天此照流落尘寰,不知其中姓名的“考据家”或许会将其称之为“大魏龙门摩崖碑”。

        随后,他将照片冲印多张随信赠予亲友,还曾将自己的部分单独冲印并在旁签名以贻他人。

        1897 南京  武士装像合影

        与前一张相比,谭嗣同的“武士装像”亦流传甚广,人教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上所选用的正是此张。

        1897年5月,刚写完《仁学》的谭嗣同还在江苏候补知府任上。当时,他的侄子谭传炜随宦在旁,但当时南京并无良师可以为谭传炜担任教书先生。经人推荐,谭嗣同了解到家乡浏阳的邱惟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月月初,谭嗣同写信寄往家乡,希望邱能来南京。

        不出几日,邱惟毅如期而至。谭嗣同欣然邀请其与小侄传炜一同来到家门口的二我轩照相馆拍照合影。大约在1897年的初夏,谭嗣同、邱惟毅以及刚满9岁的谭传炜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算作他们师徒与家长关系的正式确立。照片正中央的,正是时年32岁的谭嗣同。他外穿月白色大氅,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剑眉星目,气宇轩昂。

        此后,谭嗣同又将此照冲印多份,签名题字,赠予师友。他后来所执教的时务学堂中,有一位名为郑晟礼的学生十分有心地将此照留存下来,并在谭嗣同殉难后,将其赠予了谭传炜之子谭恒锐,并在其所著的《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记载了这件事的一些细节。除去上述合影之外,在谭恒锐的记载中,还存在一张谭嗣同少年时期的照片。彼时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官至甘肃布政使,驻地天水市,其军队驻扎在定西市。谭嗣同于甘肃随宦,时常至安定军中历练。他曾于此拍摄过一张立于旌旗之下的照片,惜已遗失。据曾经亲眼见过的谭恒锐回忆:“余曾见一模糊相片,旌旗行行,百余健儿罗立,公立其中。先祖母言,此乃公少年照片,无法复照。十九年兵燹后,不知浮沉何处。”

        1898 长沙  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1897年10月末,33岁的谭嗣同毅然辞官回乡,投身维新运动之中。这张合影正是拍摄于他归乡之后第二年的早春三月。

        在长沙时务学堂的筹备时期,谭嗣同发挥了许多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为学堂筹措资金、购置仪器,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教习,又出资为时务学堂购买数百张图纸,并代为订购几何模型。

        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熊希龄任学堂总提调,谭嗣同任学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又与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杨毓麟担任中文分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王史、许应垣为西文分教习。

        执教之时,谭嗣同向学生阐发了不少民权民主思想,学生深受启迪,小小的学堂里埋下了不少革命的火种。然而,当地的十余名乡绅联合上书,呈请陈宝箴解散时务学堂,并辞退该校教习。在这种于新政、新学不利的情况下,谭嗣同深夜造访时任《湘学报》主笔的好友唐才常,请他入时务学堂执教,以声援势单力孤的梁启超。唐才常欣然同意,并在不久后就被添聘为中文分教习。

        然而就在这时,梁启超却病来如山倒,不得不离湘治疗。在梁启超走后,谭嗣同与其他教习合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从左往右依次为: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这就是为何时务学堂教习合影中有唐才常而无梁启超的原因。

        并且,此照还有效印证了一个事实,即谭嗣同是否在时务学堂亲自任教之争议。不难看出,照片中人员皆为学堂教习或高层管理人员,如不在学堂任教似不能参拍此照。由此可见,谭嗣同亲自执教时务学堂,应为确凿。

        在这张合影拍摄的两个多月之后,谭嗣同即北上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因不愿出走,于1898年9月28日遭清政府杀害,“时务学堂教习合影”就这样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据《文史博览》 张维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