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pg w.png j.png c.png s.jpg 1227文摘.jpg yy.png 0111首建.jpg U020160203609996595816.jpg xwyxz.png U020160203615056483362.jpg dxs.png
理论周刊
字号调整: A- A A+
2018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下)
2019-01-07 10:34:14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9-01-07 10:34:00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网络编辑:康琪雪
【导语】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之下,借鉴全球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扩展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阈;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因此可以将心态史学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中;建议从哲学、环境史等视角,推进改革开放史学的研究。

  党史学篇

  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

  拓宽改革开放史研究视角

  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之下,借鉴全球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扩展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阈;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因此可以将心态史学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中;建议从哲学、环境史等视角,推进改革开放史学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来进入第三期改革。这三个阶段无论在改革的议题、方式还是内外环境,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有学者从改革开放本身出发,认为“老题”亦可新做,比如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践行相结合,改革开放要在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指引下进行;又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着眼,讲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还比如,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区域性研究,探析地方如何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如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还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创设和建构“改革开放学”,指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内容与其他学术体系有明确的界线。

  以纪念重要人物诞辰为契机

  不断深化重要人物思想研究

  2018年,以纪念党史重要人物的诞辰为契机,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2018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也是《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写《论持久战》主要不是为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者该不该打持久战的问题,而是着力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并最终取得胜利,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为了向党内轻视游击战略思想的同志说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

  有学者对周恩来精神进行了研究,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一面旗帜,主要体现在周恩来是共产党精神的重要培育者、践行者以及体现者。有学者对深入研究和弘扬周恩来精神进行了阐述,认为要深化周恩来生平事迹、历史功绩、思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精神风范研究,汲取伟人智慧,树立共产党人学习榜样。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理论薄弱、党内的错误斗争中的态度和方式等是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根本原因;还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因为党内存在党的队伍不纯和宗派主义等问题,是为了解决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

  “他者”角度拓宽苏区史研究路径

  收集民间史料深化苏维埃史研究

  有学者认为,苏区历史是国共激烈对垒交锋的历史,应该运用整体史的视野来研究苏区史,可以将苏区与国统区进行比较研究,从国民党这一“他者”的角度深化苏区史研究,丰富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以突破当前苏区史研究的瓶颈,提出新的学术观点。

  有学者从挖掘新史料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深化研究中华苏维埃史,认为根据目前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的现状,应该充分利用苏区史本身所具有的“民间”特色,全面收集与整理民间史料,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乡村社会,利用民众的记忆来还原“历史现场”,这是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拓展仍处于薄弱阶段,需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对中央苏区史料进行专题收集与研究,运用大数据平台,创建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等。

  多渠道收集文献资料

  多角度研究知青历史

  有学者认为,科学的知青史研究要基于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要尊重权威的分析和结论;要正确处理当时的认知与当下认知的关系,避免以研究的名义改写历史;在不断发掘知青史史料的同时要深化理论研究,不能就知青谈知青。有学者指出,知青集体回忆录是研究知青史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当前最受关注的知青回忆录是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当下知青集体写回忆录处于高潮时期,原因是知青们已到退休年龄,有时间和精力,学界也应重视收集整理这些珍贵的知青史料。

  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深化知青史研究需要跳出知青的范围,不要仅局限于知青,要从多个层面发掘史料。农民作为知青的接纳方在近些年的知青史研究当中被忽略,因此从知青叙事转向农民叙事,在现有的史料当中发掘农民的信誉棋牌游戏大全,从农民和农村的视角推进相关研究不失为一个好视角。

  个案研究反映国共关系演变

  抗战史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

  有学者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演变作为考察对象,对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作为抗战时期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国共合作中具有统战和交涉的重要作用,其演变过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共关系的演变。有学者对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民间防空建设进行了探究,指出,上海吸取了“一·二八”战事的教训,在南京政府的指导下开展了民间防空建设,并在组织施工、经费筹集、防空宣传、防空计划制定、灯火管制与防毒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由于防空业自身的特殊性,目前相关研究比较少,有必要对抗战时期的防空建设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王倩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硕士研究生;王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副教授]

  文化学篇

  文化旅游融合已成趋势

  助力文化发展创新升级

  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文旅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发展的方向,推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变化,有助于加快资源合理整合,有效发挥管理职能,减少条块分割带来的种种弊端。

  学者认为,要充分把握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内涵,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要求旅游业能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的功能,而且要发挥文化旅游业在传播国家形象、传承民族文化、承担公共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协调配置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品牌建设,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立IP,创新文化发展方式。有学者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下,传统乡村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空间,在部分中西部地区,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作用明显。

  2018年,我国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新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这次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文化与旅游不断融合,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各项行业交叉的趋势进一步明显,文化普查、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等领域各类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进一步增强,这为体

  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

  发挥中华文化核心载体作用

  近年来,首都文化建设成为关注和研究热点。学者认为,加快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关键是要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促进首都文化繁荣发展。

  新时代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有论者指出,北京有责任也有能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新形象,发挥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北京需要积极开拓外部文化发展空间,发挥北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北京的文物、戏曲、电影、电视、艺术品等文化产品或创意衍生品,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应赋予更多的意义,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在文化政策、文化平台、发展机制、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各个领域深化探索,以更实举措提高改革发展成效。

  文化创意发展进入“E时代”

  积极适应创新2.0发展趋势

  有学者指出,文化创意的发展进入到“E时代”,大数据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科技促成了数字文化经济和数字创意经济的勃兴,数字技术支撑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多屏互动的全媒体运营和全产业链整合的大繁荣,从整体上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共享和融合,呈现出“高端创意、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场景体验”的新特征。

  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预示着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进程。文化产业提质增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它既需要有相对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机制。关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有学者从市场准入的层面强调了市场开放的重要性,认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激发文化产业活力和加快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才能将文化产业打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传媒影视乱象制约行业发展

  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势在必行

  学者指出,视频主播低龄化、影视内容涉黄涉暴涉假、艺人逃税漏税、天价酬薪、伪PPP项目充斥市场等不良现象,影响到文化生产的整体品质,破坏文化行业健康生态。针对这些乱象,有学者指出,应以更高标准来引领文化的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等不良倾向。这既需要完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直播平台违法行为标准和违法处罚标准,又要加强影视行业征信体系建设,强化行业协会组织管理能力,健全经纪公司、经纪人管理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监督。在治理文化PPP乱象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培育挖掘社会需求稳定、具有可经营性、能够实现按效付费、公共属性较强的文化项目,规范PPP的投入机制,确保文化项目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性。

  (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法学篇

  聚焦宪法的修改

  推进合宪性审查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现行宪法历时14年之后的又一次修改,也是现行宪法历史上第五次修改,“宪法修改”成为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此次宪法修正案第44条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真正落到了实处。“合宪性审查”当之无愧地成为2018年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关切。合宪性审查的概念、功能、主体、筛选程序、启动程序,以及整个制度设计和模式构造,都亟待研究。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互联网产业呼唤法理依据

  步伐,围绕“网络犯罪”“网络安全”“言论自由”“网络虚拟财产”“个人信息保护”“P2P网络借贷”“网络直播”“版权保护”“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词探讨传统法律在网络空间的适应性与不足、互联网产业发展与治理、互联网平台责任、网络时代的政府管理职能等问题,引导网络空间建立规则意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学者指出,信息革命已经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海、空、天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疆域,“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国家需要法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设计,以实现对互联网产业的有效监管;互联网产业呼唤法学研究提供适应其发展规律的法理依据和法律规则,以确保产业发展健康合规;社会公众期盼法学研究提供减低信息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以规制信息社会出现的新问题。

  学者还指出,2018年我国法学研究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发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法影响深远

  中美贸易摩擦激活国际法研究热点

  学者认为,修订的宪法序言中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三项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内容,这为国际法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脉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法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国际法问题也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长臂管辖、数字跨境等。

  “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

  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重视

  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给人类生活、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了重大变革,科技发展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在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既有制度与规则的不足,这些领域的冲突与纠纷也不断出现,这些现实问题涉及的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仅仅依靠某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了。

  2018年,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研究对研究对象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经济法等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尤为明显,使得法学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思维模式等趋向于多学科的交叉、整合与互补。有学者指出,“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成为法学研究新趋势,重视经验的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重视。

  人工智能应用广泛

  法学研究面向未来

  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无人驾驶、机器人快递、智慧交通等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由此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给传统伦理道德及法律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法学研究的前瞻性决定其不仅要关照当下,更要面向未来,2018年法学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法律主体”“人工智能与致害责任”“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等问题给予了理论回应。无人驾驶、无人机、人工智能生成品的知识产权,都成为既有科技感又有理论性的法学问题。

  (作者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晶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博士生)

  新闻传播学篇

  重视党性论、导向论等重要论述

  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

  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包括新闻工作定位论、党性论、导向论、使命论、规律论、融合论、创新论、人才论,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论、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论等众多内容,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此外,还有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网络强国战略表述进行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发展利用互联网的目标愿景、核心任务、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略谋划的成功探索。

  超越“科层”和“市场”

  鉴别“新闻专业主义”

  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一直以来是一个未经深入挖掘、研究就被随意使用的概念。“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本质,只是一堆碎片,是流动的意识形态景观,以往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甚至包括争论大多只是盲人摸象般地探测到了它的某一侧重点,并且将这一侧重点看成了整体与客观的存在而已。

  还有学者结合中国语境展开了批判,分析了中国宏观环境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异性质,指出现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不适用于描述中国语境与新闻实践。

  中国传播学发展要理论祛魅

  关注新媒体和新的学术取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学科化进程中尽管在学术队伍、学术成果与学术理念上有相当大的巨变,但当前传播研究中依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形态保守乃至自我封闭的病疾。中国传播学发展要走出循环,走向进化,就必须关注当下新媒体传播涌现出的许多新问题。

  学者认为,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理论祛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辨析那些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理论、思想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非西方社会。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采纳”“对话”和“重构”四个关键阶段,中国传播学并非学术殖民化的结果,而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并行不悖,未来传播学领域的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等新的学术取向值得关注。如果要超越西方传播学的逻辑框架,我们须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上的交流实践以及在交流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心态结构这类中心问题。

  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谋划转型

  智能化技术促使传媒内容全面升级

  当下中国互联网开始快速进入智能驱动新时代,一个全新的媒体智能化的“智媒”时代已经来临。有学者认为,智能驱动下的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导并且开始布局国际市场,深陷困境的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等措施降低成本、积极谋划转型。

  有学者认为,智能化技术正在进入传媒内容行业,并促使内容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面升级,其主要表现为:以智能化驱动的内容生产2.0,以算法为核心的内容分发2.0,个性化与社交化交织、消费与生产一体的内容消费2.0。智能时代生产、分发与消费三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将相互渗透、相互驱动。而集成了内容生产、分发与消费的平台,也在逐步构建全新的内容生态。这些共同推动了一场新内容革命。而这样一场革命最核心的驱动力量是智能技术。

  (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原题:2018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下)

微信图片_20171018092617.jpg

北京日报新闻热线:65591515 北京晚报新闻热线:85202188 广告刊登(声明公告类):85201100 北京日报网热线:85202099

京ICP备16035741号 京新网备201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02440037号 北京晚报读者俱乐部服务热线:52175777

北京日报社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举报热线:85201234 本网站所有内容属京报集团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